萧条下的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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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ngb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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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2022 年 5 月入职,至今一年了,但仍对我司的运行机制保持很大的好奇。正好,昨天近十年未见的叔叔请我吃饭,我们交换了武汉某局和我司的情况,发现挺有意思的,遂有此文。

疫情三年,我司每年的亏损巨大,但因为有中央托底,所以倒也没有财政的困难,当然也不会裁员,只是全员的绩效打了 8 折。在最艰难的 2022 年,食堂的菜价好像有略微的上浮,感觉是涨价了 10%。虽然财政上很紧张了,但每年该上的项目似乎没有什么阻碍,量级也没有缩减,每个项目都是百万起步,上千万的也不在少数。我的一个预研项目,体量极小,但也轻而易举地申请到了几十万的预算。去年的某天中午,我吃了饭等电梯,几个领导模样的人正笑谈疫情下公司的运营,我亲耳听到其中一人说“虽然亏损了,但公司还有钱,都不影响……”

地方债的压力便又各不相同,贵阳和昆明属于已经爆炸的,武汉似乎是还能坚持。昨天叔叔告诉我,区级信息系统的项目,立项的预算 150 万,报给领导后被直接腰斩,只剩 75 万了。3 年的项目 75 万,可能都不够 3 个程序员的工资。尽管如此,还是有供应商咬牙接下来了。不光免费干活,还免费加班……

企业如此,个人亦然。去年到今年,我看到了恶劣经济环境下,普通人生活的艰难。

几个月前的某天,我和千里在深圳金光华广场吃饭,饭后我们又逛了逛,看到快 9 点了,便走到路边等滴滴。没一会,一个年纪看上去比我母亲还大的老奶奶走过来,向路人卖她的玫瑰花,10 块钱一朵。那是普通的一个周末,不是节日。老人精力不足,一般很早就睡觉了,这么晚还在卖花实在不容易。我想到这,就买了老奶奶的花。付钱后,她还在不停地对我说着“生活幸福”、“心想事成”这类祝福,我能感受到真诚的感谢。初来深圳,人们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十六车道的快速路和几十层高的写字楼,每年不断翻新的基础建设成为了一线城市的门面,但政府却似乎忽视了城中村的不堪。

我司门口 10 米处有一个地铁站,每天早上熙熙攘攘。今年,路边多了一个糯米饭摊、一个三明治摊和一个牛奶摊,三个摊贩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。这里清晨的太阳就很强烈了,常让我上班去车站的几步路都走得痛苦不堪。下车后,我总会看到他们,或是站得笔直地卖三明治,或是认真地给路人做糯米饭。联想起上个月官媒“孔乙己脱下长衫”的口号,我不禁想到建国那些初期的标语和运动,党国抓住了宣传,取得了胜势。然而不到百年,社会的反差竟如此巨大,令人唏嘘。但转念一想,鸦片战争以降,国门开放以来,我们的体制哪有什么进步,普通人生活条件的改善,不过是被世界的潮流裹挟着,向前推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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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长大,辗转成都和悉尼,现居广州。偶尔写点经济、历史、技术的东西,也记录生活里那些不值一提但舍不得忘的瞬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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